泰雷曼之所以進萊比錫大學攻讀法律，當然是出自母親的要求。雖然對音樂的濃厚興趣未曾稍減，但他不願忤逆母親的殷殷期盼，於是泰雷曼很鄭重地公開宣布，自己將放棄在音樂上的鑽研。然而在往萊比錫的路上，他在經過哈勒（Halle）時卻多所停留，因為此地有一位小他5歲的音樂天才──韓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泰雷曼後來說：「我認識韓德爾時，他已聲名遠揚了，因為他，我再次沈醉在音樂的迷幻藥之中，幾乎動搖了我剛下定的決心。」
「在與韓德爾告別之後，我還是繼續按照母親的規劃，前往萊比錫大學就讀。」泰雷曼繼續回憶道：「然而不幸的是，我住的房間裡總是充滿著各種音樂，雖然比我自己寫的樂曲要差得多，卻再度誘惑了我。即使我想盡辦法要抵擋創作的意圖，仍然信手寫出一連串的音符，我只好隨便丟入字紙簍裡，當一切都沒發生過。但是有一天，我大學的室友在我的字稿中發現了一篇譜完曲的讚美詩，驚訝無比，於是央求我在聖湯瑪士教堂演出這首讚美詩，結果大受好評。」
那次的演出，不僅吸引了教會人士與教友的注意，萊比錫市長對泰雷曼印象極好，簡直驚為天人，於是邀請他定期為城市的兩大教堂創作樂曲，規定每兩星期就必須寫一部清唱劇來演出。泰雷曼從此名聲大噪，成為萊比錫的音樂名人。
除了在外的演出與創作外，泰雷曼在大學裡頭也沒有閒著。頗有創業頭腦的他，在萊比錫大學中主持「音樂之友社」，後來事業越做越大，乾脆集合了四十多位喜好音樂的學生，共組學生樂團（Collegium Musicum），並由他為樂團創作協奏曲作品於課餘公開演奏，開歐洲各大學音樂風氣之先。
1702年，泰雷曼受邀成為萊比錫布魯爾歌劇院（Opernhaus auf dem Brühl）的音樂總監，並擔任尼克教堂的合唱指揮，他同樣都以大學學生為班底來組織演出。他同時也是尼克教堂的管風琴手，不過實際上只參與過一次公演，其它的時間都交給了他的學生團員來演出。
隨著泰雷曼的崛起與聲名鵲起，最終惹怒了庫赫納姆（Johann Kuhnau）。庫赫納姆乃是萊比錫的音樂元老，時任萊比錫市的音樂總監，也是聖湯瑪士教堂的樂團指揮，在泰雷曼早年許多樂曲的創作中，也曾深受他的音樂風格影響。然而庫赫納姆在萊比錫當地的地位，在泰雷曼被任命為尼克教堂合唱指揮後，終於受到相當程度的動搖。同時，泰雷曼致力於歌劇的創作及演出，排擠了學生們所擔負的宗教音樂責任，使他們原先在聖湯瑪士教堂樂團的排練時間大為減少。因此，庫赫納姆公開指責泰雷曼，貶抑他是一個「只會寫歌劇的人」，甚至幾度上書給萊比錫市議會，要求出面制止這個年輕的作曲家繼續「胡作非為」。庫赫納姆的大力抨擊並未得到太大的迴響，因為市議會唯一做的一件事，只是禁止泰雷曼在歌劇舞台上現身。而庫赫納姆的聲望卻每下愈況，即便後來泰雷曼離開萊比錫之後，庫赫納姆也再無法恢復他在萊比錫的音樂名望了。
泰雷曼在1704年，接獲索勞（Sorau，於今波蘭境內）當地艾德曼二世侯爵（Erdmann II of Promnitz）的邀請，擔任宮廷樂團的指揮。但萊比錫市政當局一直拖到1705年初，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批准他的辭呈，泰雷曼就在當年7月赴索勞履新。在那裏，泰雷曼有更多的時間研究樂曲，也接觸及學習到來自法國的呂利（Lully）和坎佩拉（Campra）的音樂風格。有一度樂團隨伯爵前往普雷（Pleß）待了6個月的時間，好學的泰雷曼又有機會聽到並研習波蘭和摩拉維亞的民間音樂，在深深著迷之外，也對他日後的創作有所啟發。
在索勞工作的期間，泰雷曼和在萊比錫一樣多產，此時期的創作以序曲和組曲為主，其中序曲多達二百多首。然而，好景不常，由於瑞典入侵德意志爆發了「大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伯爵不得不遣散宮廷裡的隨員避禍，泰雷曼在宮廷樂團的工作也嘎然而止。當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Charles XII）的軍隊來襲之際，泰雷曼在1706年2月間緊急離開馬上就要烽火連天的索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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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雷曼《G大調中提琴協奏曲》
Telemann Viola Concerto in G
Telemann koncert pro violu a orchestr G d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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