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景不長，葛令卡於1857年去世，資助人烏雷貝舍夫又於隔年過世，留給巴拉基列夫1000盧布，兩把小提琴，和一個私人的音樂書庫。兩人相繼辭世讓巴拉基雷夫頓失重要支助，但葛令卡的啟迪卻與他終生伴隨，引領他走上俄羅斯民族音樂的道路。個性堅強的巴拉基雷夫固執己見，渴望別人的服從，在葛令卡離開人世後，他逐漸成為俄國音樂界的領導者之一，在他周圍聚集了一批年輕的音樂家，這些人後來成為眾所皆知的「俄國五人團」，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專業領域和工作，在音樂上自學成材，儘管是業餘作曲家卻能名留青史，與其他音樂名家相較不遑多讓。
古伊（César Cui）在1856年即成為第一個追隨巴拉基雷夫的人，古伊終生未離開帝俄軍隊，是位擅長防禦工事的軍事工程師，雖然古伊的創作在「俄國五人團」當中數量頗豐，但可惜被其他人的光芒所掩蓋，除了一首《東方舞曲》（Orientale）的沙龍音樂外，甚少出現在後世音樂會的演出曲目裡。不過古伊的音樂評論相當出色，發表於俄國與法國的文章中，不時為「俄國五人團」的民族音樂強力辯護。
第二個進入巴拉基雷夫音樂圈的是穆索斯基（Modest Mussorgsky），1857年時還是一位年僅18歲的青年軍官，身處軍營，卻習於吃喝嫖賭，樣樣精通，但在酗酒之餘，彈鋼琴的本事卻一鳴驚人，由母親那裡得來的鋼琴技藝讓他的音樂才華令人刮目相看。喜愛音樂的穆索斯基後來索性從軍隊中除役，瘋狂投入音樂學習和作曲。然而1861年俄國解放農奴，穆索斯基的家和其他地主一樣都遭遇經濟衝擊，於是他只好又擔任公務員謀生。
海軍軍官林姆斯基-高沙可夫（Nikolaj Andreevič Rimsky-Korsakov,其生平參見本部落格「2011年3月音月星」介紹）於1861年與巴拉基雷夫結識，兩人一見如故，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為巴拉基雷夫的音樂才情所傾倒，而巴拉基雷夫則對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音樂發展寄以厚望。巴拉基雷夫立即寫信給藝術史學家兼音樂評論家斯塔索夫（Vladimir Stasov），提到「古伊有才能卻缺乏對社會的感受，穆索斯基實在沒有頭腦，思維能力太弱；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我相信你，』我對這個年輕海軍軍官說：『就像老姑媽相信自己年輕的律師姪子一般！』」
包羅定（Alexander Porfiryevich Borodin,其生平參見本部落格「2011年11月音月星」介紹）則晚至1862年才加入巴拉基雷夫的團體，他是畢業於醫學院的化學博士，儘管他早在1856年在帝俄軍隊服役期間就認識穆索斯基，但隨後因為前往德國海德堡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旅居歐陸多年，直到1862年9月才又回到母校聖彼得堡醫學院化學系任教。也就在這時候，經由穆索斯基引介加入「俄國五人團」。
就是這樣奇妙又古怪的組合，包括軍隊工程師、陸軍軍官、海軍軍官、化學教授等，結合成斯塔索夫所形容的「強大的一小群」（Могучая кучка / a
mighty handful）。當中只有巴拉基雷夫受過較正規的音樂教育，加上他的雄心、視野與激勵人心的才幹，鼓勵了「俄國五人團」的成員創作出不朽的音樂作品。事實上巴拉基雷夫對學院派的音樂教育方式深表反感，認為在傳統教育終將扼殺音樂的想像能力，還不如學會如何將靈感立即化為樂曲來得更好。當然此說具有爭議性，不少人認為巴拉基雷夫所言，乃因為他是被教育成為一位鋼琴演奏家，本身缺乏作曲相關的訓練，對於作曲理論的認識相當有限的緣故。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就曾指出，巴拉基雷夫欠缺和聲學與對位學的系統性教育，因此認定這些樂理學的知識都不必要。
不過，巴拉基雷夫的音樂歷練對其他成員來說，顯然極為重要，可以說如果沒有巴拉基雷夫，根本就不會有「俄國五人團」。他會引領其他成員如何解決作曲上的困境，囑咐其他成員如何面對音樂上的挑戰。這對成熟的作曲家來說，無疑是種輕視的表現，但對於缺乏音樂教育訓練的其他「俄國五人團」成員來說，卻是荒漠甘泉，讓他們得到極大動力，繼續投入音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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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基雷夫《第二號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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