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這一年，史麥塔納寫信給素未謀面的李斯特，將自己的新鋼琴作品（Six Characteristic
Pieces）題獻給李斯特，並希望李斯特幫他找到願意付梓的出版商，同時期盼得到一筆400古爾盾的貸款來興辦音樂學校。李斯特回信時，對於題獻欣然接受，也願意代尋出版商，但卻未允諾借款之事。儘管欠缺財政支援，史麥塔納的鋼琴學校還是在1848年8月下旬開課，收了首批12名學生。
歷經短暫奮鬥，鋼琴學校存活下來，成為當時風行的現象之一，尤其在民族主義大旗下，史麥塔納獲得捷克民族主義者的廣泛支持。老師普羅克什寫信給史麥塔納，聲援他的民族志業，並期勉他「成為我理想中的捷克語文轉換器」。次年，鋼琴學校遷至卡特雷娜父母的家中，吸引許多尊敬的訪客，包括此時已定期來訪的李斯特，定居布拉格的遜帝斐迪南（emperor Ferdinand），也參加學校的音樂會。史麥塔納的演出，成為布拉格音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濟相對穩定之後，史麥納終於和卡特雷娜在1849年8月27日結婚，婚後於1851年至1855年間生下4個女兒。
即便史麥塔納有根深蒂固的革命情懷，但是他還是在1850年接受遜帝斐迪南於布拉格城堡的宮廷鋼琴家之職，並同時保留在鋼琴學校的教學，以及投入作曲工作。此段期間的作品，主要集中在鋼琴曲，包括三段結婚場景曲，後來有部分又運用於1866年完成的歌劇《被出賣的新娘》（The Bartered Bride）。1854年間他又完成《凱旋交響曲》（Triumphal Symphony）慶賀皇帝弗朗茨‧約瑟夫（Emperor Franz Joseph）的婚禮，但這部樂曲的演出被帝國宮廷拒絕，原因可能是曲中對帝國國歌的引用不夠凸顯。不服輸的史麥塔納，乃於1855年2月26 日自費雇用一組樂團於布拉格康維特音樂廳（Konvikt Hall）演出，結果以失敗賠本收場。
1854年7月，史麥塔納的第二個女兒加芙列拉（Gabriela）死于結核病，次年9月，4歲的長女蓓瑞斯塔（Bedřiska）也因猩紅熱去世，更不幸的是九個月後，老四也在出生不久後夭折，妻子卡特雷娜也被確診患了肺結核。史麥塔納悲慟之餘，寫了G小調鋼琴三重奏（Piano Trio），曲風充滿絕望和傷痛。因為政治因素的影響加上孩子的接連去世，讓史麥塔納十分沮喪，也使他對人生有新的體悟。於是在1856年，他也像18世紀許多捷克音樂前輩一樣，決定去國外展開新生活，史麥塔納搬到瑞典的哥德堡（(Göteborg)）定居，在此地生活的五年間，獲得了指揮管弦樂隊和作曲的寶貴經驗。兼任教職的史麥塔納，在這段期間也創作了大量的鋼琴曲和三首交響詩----《理查三世》、《華倫斯坦的軍營》與《哈孔伯爵》。並且在1857年，與他的女弟子芙若達‧班尼克（Fröjda Benecke）發生超友誼關係，年輕的有夫之婦芙若達成為他的靈感來源與情婦。
卡特雷娜的健康逐漸惡化，思念故鄉的她終於在1859年4月19日於德勒斯登辭世。將妻子安葬後的史麥塔納前往維也納，與李斯特密切往來，認識更多音樂家。這一年稍後，他認識了弟弟卡雷爾（Karel）的小姨子芭芭拉‧弗蒂納迪佛（Barbora Ferdinandiová），兩人在次年的7月10日結婚並同返瑞典，第一個女兒茲丹卡（Zdeňka）於1861年9月出世。
就在這幾年間，政治風向也有所轉變，主要是奧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的軍隊於1859年在索非利諾（Solferino）戰敗，削弱了帝國的勢力，也讓布拉格湧現一股光明在望的氣氛。因此，史麥塔納也湧現新希望，期盼能為捷克民族主義與文化的復興盡力。他在經歷近乎失敗的荷蘭與德國巡迴鋼琴演出之後返回布拉格，1862年1月在若芬島（Žofín Island）的軍營音樂廳舉行演奏會，結果卻得到過度倒向李斯特的「新德國派」的不良評價。史麥特納失望的回應道：「一位先知者，在自己的鄉土卻未能獲得榮耀。」因此又前往哥德堡，但這座城市已對他失去興趣，視其為過氣的象徵。最後，他決定勇敢地再度回到故土，期待在布拉格尋求自己的音樂新生命。
對史麥塔納來說，具有關鍵意義的時刻出現在1862年，專門上演捷克語文歌劇與戲劇的臨時劇院（The Provisional
Theatre）開張，他也興沖沖地從瑞典回來，投入布拉格的音樂生活中。雖然他未能成為劇院的第一位音樂總監，但1863年時，史麥塔納就應邀出任深具民族主義傾向的赫霍（Hlahol）合唱協會指揮，還不時在報紙上撰文尖刻批評劇院的低俗演出水準，發洩自己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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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麥塔納：《G小調鋼琴三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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