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月星☆白遼士Berlioz (4) @ 築樂集室內樂團

1830年代，急需家用的白遼士將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寫音樂評論上，用於作曲上的時間因此大量減少。為了增加收入，他甚至在1939年接受巴黎音樂學院圖書館副館長的工作。

接著，白遼士又承攬政府的音樂事務，因為甫上任的內政部長加斯蘭帕尼非常欣賞白遼士，邀請他為1830年7月革命中的陣亡烈士寫一部安魂曲。由於時間緊迫，白遼士很快完成作曲並組織排練，但主辦單位卻又通知他取消演出，原因是內閣決定在追悼儀式上不演奏音樂。這個結果讓白遼士進退兩難，他還是必須支付合唱團與樂團的工資，雖然他跑到藝術部跟部長大吵一架，但不歡而散。意外的是，政府又再度改變主意，原來法國將軍達萊蒙特在北非殉職，法國政府想為他舉行盛大的國葬，《安魂曲》（Requiem）才得以馬上在巴黎聖路易教堂順利演出。

1840年，白遼士又承接另一項業務，這次是因為法國政府決定在巴士底廣場建造一座紀念柱，來紀念七月革命的死難烈士。擔任紀念柱設計的建築師約瑟夫‧迪克正好是白遼士的朋友，他提議邀請白遼士為紀念柱揭幕當日舉行的烈士靈柩遷葬儀式創作音樂。柏遼茲又在短時間內就完成《葬禮與凱旋交響曲》（Grande symphonie funèbre et triomphale），並於7月在巴士底廣場舉行的露天音樂會上演出，這首《葬禮與凱旋交響曲》總共動用了450人的超大規模樂團，創下當時難以想像的演出紀錄。

即使用在作曲的時間減少了，但19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仍然是白遼士創作的黃金時代，這個時期白遼士創作出大部分的優秀作品。除了已介紹過的中提琴交響樂《哈樂德在義大利》及《安魂曲》外，另外還有戲劇交響曲《羅密歐與茱麗葉》，傳奇劇《浮士德的沉淪》，歌劇《本凡努托‧切利尼》和優美的聲樂套曲《夏夜》都是在這一段時期所譜寫的。

然而，巴黎的氣氛並無法讓柏遼茲感到心情舒暢，特別是在《本凡努托‧切利尼》上演失敗之後，巴黎所有的歌劇院就對白遼士緊閉大門，他的歌劇夢想似乎很難實現了。1841年，他與夫人史密森的情緣已斷，婚姻破裂，得不到家庭溫暖的他只能選擇逃避。他在此時正好遇見矯揉造作的歌手瑪麗‧雷希奧（Marie Recio），又與她墜入情網。雷希奧成為白遼士療傷的靈藥，不時依偎在他身旁並伴隨他四處旅行，兩個人進而在巴黎同居。比較不幸的是－－用白遼士的話說：「她的歌聲像貓咪一樣嬌柔。」－－卻希望白遼士所有的音樂會都能讓她登台演唱。他們倆人終於在1854年結婚，修成正果，即使白遼士後來聲稱自己的婚姻是為雷希奧所迫。

瑪麗‧雷希奧


白遼士攜瑪麗‧雷希奧於1842年9月一起動身出外旅行，前往布魯塞爾和法蘭克福。回到巴黎短暫停留後，又啟程往德國指揮演出旅行，於此期間所留下的白遼士與友朋的往來書信不少，皆可看出他漂泊不定的心境。白遼士在此時也結識了舒曼夫婦、華格納等德國音樂界名流。

在國外飄蕩許久的白遼士於1844年重回巴黎，巴黎歌劇院的經理皮耶找他幫忙將韋伯的《魔彈射手》搬上舞臺，為了迎合大眾口味，劇院擅將白遼士重新配器的《邀舞》塞進歌劇裡頭演出，這種增加芭蕾場景的莫名其妙的做法，讓白遼士火冒三丈，但苦於生活的他卻又無可奈何。白遼士在經濟上捉襟見肘，入不敷出，僅能靠指揮演出和寫評論文章度日。他必須接受來自國外的邀約，不辭辛勞遠赴外地，才能賺取更多微薄的收入。

1846年，他又踏上往匈牙利、奧地利旅行演出之途，據他在《自傳》裡所寫：「在旅行途中，我開始構思《浮士德的沉淪》（La damnation de Faust）…當我在德國古老的郵政馬車裏因為顛簸而東倒西歪之際，便開始為寫一些用於劇本的詩歌…在寫了一部分後，文思湧泉，於是便著手寫總譜，這樣的衝動是我在寫其他作品時所沒有的情況。我的熱情高漲，讓我在馬車、火車、蒸汽船上都不停地寫，在每到一個城市的音樂會空檔也都投入創作之中。…有一天晚上在維也納，我突發奇想寫了首《拉科西進行曲》（Rakoczy Marsch），後來在佩斯演出時竟引起熱烈的轟動，於是我便將這首進行曲加入到《浮士德的沉淪》當中，儘管拉科西是一位匈牙利英雄。」

但是當年12月6日，《浮士德的沉淪》在巴黎喜歌劇院首演時，諾大一座劇院卻只坐了一半不到的觀眾，首演又失敗了。為了彌補演出的損失，白遼士只能預支稿酬和借貸，讓他的財務情況雪上加霜，糟糕的程度迫使他不得不踏上遠赴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演出旅程。然後他又去了倫敦，雖然白遼士本人對倫敦感覺尚可，但是倫敦的殘酷的音樂環境卻讓他生存不易，他也未能經由音樂會賺錢，只好在次年接受德瑞蘭劇院（Drury Lane Theatre）的音樂總監職務。遠在異鄉的他，其實相當懷念過去的種種，終於開始動筆寫他的《自傳》。



在1848年2月巴黎革命推翻法王路易‧菲利浦建立共和國之後，白遼士也於7月返回巴黎，面臨的卻是百業蕭條的景象。他急需一份穩定的工作，後來勉強在老友也是大文豪雨果（Victor-Marie Hugo）的幫忙下，又回到巴黎音樂學院圖書館擔任館員，這總算是一個有固定收入的工作，生活也安定許多。隔兩年，他就升任了館長職務。

1850年11月12日白遼士的新作《逃往埃及》（La fuite en Egypte）在巴黎首演，不過，他卻聲稱《逃往埃及》是他在巴黎聖夏皮爾大教堂修繕期間所發現的一份古代手稿，作者名叫皮埃爾‧杜克（Pierre Ducré），原本採用古代記譜法而由他重新整理及演出。白遼士的動機似乎是想用這樣的方法，來唬弄一貫習於冷嘲熱諷的巴黎音樂界。一直到兩年之後，他才出面澄清了自己的欺瞞行為，並準備在《逃往埃及》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充成一部規模較大的清唱劇。所以1853年柏遼茲寫出了《抵達撒伊斯》，第二年他又為作品增加了一個前奏曲《希羅德之夢》，這樣就形成了結構完整的作品。他將標題定為《基督的童年：神聖三部曲》（L'enfance du Christ），於1854年12月10日在巴黎首演。

19世紀的50 年代和60年代可說是柏遼茲的悲傷歲月。他的第一任與第二任妻子相繼去世，自己也病魔纏身。法國的音樂圈則似乎完全拒絕了他，因為他雖抱持革命的態度，卻又革命得不夠徹底，所以同時遭到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背棄。他極力爭取讓自己在1958年完成的新作《特洛伊人》（Les Troyens）上演，但是巴黎當時已開始盛行華格納的新潮流音樂，因而再三遭到拒絕。等到《特洛伊人》真的搬上舞臺時，竟被硬生生拆成兩部，分成兩個晚上在華格納歌劇的空檔之間演出。火大的他從此斷絕與華格納的友誼，甚至連李斯特也遭殃。在《特洛伊人》出師不利之後，白遼士感覺到自己江郎才盡，再也寫不出什麼好東西來了。

1863年在完成《比亞翠斯和班尼迪克》（Béatrice et Bénédict）之後，白遼士幾乎封筆，並將自己的手稿封存。他唯一的樂趣，是繼續到國外巡迴旅行及演出，畢竟外國人似乎對他的音樂更感興趣。而在巴黎，他的作品已經很少被演奏了－－歌劇院對白遼士已永遠關閉了大門，就一個作曲家來說，這是非常難堪而且難熬的歲月。



晚年的白遼士頭髮花白而淩亂，有些精神萎靡，但仍保有相當蓬勃的生氣，他的《自傳》在1865年出版了，讓公眾能深入了解作曲家的內心世界。1866年12月，他應邀到維也納指揮《浮士德的沉淪》演出，得到當地最高的禮遇。次年2月，他又前往科隆指揮音樂會演出。然而，白遼士唯一的兒子路易也在這一年6月因黃熱病逝於古巴哈瓦那，得年只有33歲，這件事給他極沉重的打擊，絕望的白遼士將自己反鎖在家裏，燒毀了積累40多年的信件和諸多紀念品，只留下帕格尼尼送給他的一把吉他，還有孟德爾頌送給他的指揮棒。他對人世間幾已無所依戀，也感到沒必要再留下這些只會令他心傷的東西。

為了轉換心情，白遼士在1967年底接受海倫納公爵夫人的邀請，再次遠赴俄國，於聖彼得堡指揮6場音樂會－－其中一場是他的作品專場音樂會。除了豐厚的報酬外，公爵夫人為白遼士安排入住帝國公苑，提供由他專用的私人馬車，每場音樂會的觀眾更高達萬人。這樣的音樂會和旅行，多少證明了他的重要性與價值，讓白遼士流連忘返，儘管大部分時間他都因身體欠佳而不得不躺在床上，幾乎無法參加排練和演出。

不過，俄國寒冷的冬天讓白遼士無法忍受，很快地他又回到巴黎，接著又轉往摩納哥。不幸的是，白遼士1968年3月間在尼斯突發腦溢血，跌撞在石頭上，他被路旁的工人們救起，但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昏迷。幾天後，他又第二度腦溢血，於是被緊急送回巴黎。病魔的侵襲使白遼士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此後他只能臥床，無法自主行動。延至1869年3月，白遼士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在6日晚間他進入昏迷狀態，兩天之後，白遼士在家中去世，享年66歲。

據稱，白遼士在彌留之際曾這樣喃喃低語：「我的音樂終歸是會被人們所演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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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遼士《浮士德的沉淪》選曲
Berlioz: La damnation de Faust